美国当代学者波兹曼在《娱乐至死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严肃的话：“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，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，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，总之，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，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，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，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。”尽管波兹曼的话主要是针对美国文化的日益娱乐化倾向而讲的，但是我以为对于我们同样具有警示作用。今天，我们的电视上经常充斥着庸俗的、搞笑的节目；报纸期刊上，明星绯闻常常占据了重要版面；图书出版中，也越来越把追逐轰动效应、吸引眼球作为市场竞争的武器。

　　勿庸讳言，就文化产业整体而言，我们是完全不必排斥其娱乐功能的，特别是电影、舞蹈、曲艺、电视剧等，我们也常常将其归入到娱乐产业范畴。但是对于出版业而言，是否也要走上一条“娱乐化”、“流行化”的道路，我倒是深感疑虑。事实上，人类的出版活动自诞生那天起，就是出于积累知识、传承文明的需要，而不是娱乐消遣的需要。到了21世纪的今天，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兴起，出版活动由单纯的纸质出版发展到了数字出版。但是就出版的本质而言，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有任何质的改变，改变的恐怕只是传播的工具和手段而已。归根结底，唯有把积累知识、传承文明视为出版的核心价值，才可能保证出版产业的长久生命力。

　　当下，中国出版业正面临历史性发展机遇，如何使出版产业避免走上一条“娱乐化”发展道路，笔者在此提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向业界同仁请教。

　　我们必须明确无误地认识到出版产业的社会文化属性，而不能仅仅把出版产业视为单纯的经济产业，也就是说依然需要强调出版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。当然，我们也必须明确反对将出版产业“意识形态化”与“宣传工具化”，因为事实早已经证明这种做法不仅不会提高出版产业的政治纯洁度，相反会让广大公众和读者反感，进而严重阻碍出版产业的发展。

　　政府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应当给予出版产业更多的支持。比如，对于出版企业、发行企业实行税收减免的政策。我们已经看到，近来为推动出版社转企改制，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。但是，这些优惠政策惠及的企业只是改制完成的国有出版企业。我们希望，对于出版产业实行税收减免应当成为国家的长期政策，并在法律的层面得到确认。同时，政策还应当惠及包括国有、民营及外资在内的所有出版发行企业，让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。

　　放宽出版产业的准入门槛。可以参照电视行业制播分离的做法，在出版产业中尝试内容与发布相分离的模式，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出版产业，以扩大产业规模。笔者注意到，多数内容低俗、格调不高的出版物，往往出自一些国有出版社“买卖书号”的结果。个别出版社为什么卖书号？根源在于这些出版社缺乏具有专业素养的编辑发行队伍，出版社领导不具备职业出版人的素质，因此，只能依靠国家赋予的资源“书号”来生存。而那些内容低俗、格调不高的出版物，很难通过管理规范、具有文化使命感的出版社得到出版机会，因此便只好通过“买书号”来出版了。如果我们放宽出版产业的准入门槛，让更多优秀人才到出版领域中来实现创业梦想，准许他们成立编辑公司、选题公司、策划公司、发行公司等，出版产业的生产力必将得到更大的解放。同时，那些不具备内容研发能力的出版社则可以通过与社会上的选题公司、编辑公司、策划公司与发行公司的合作来实现自己的出版价值，而不必仅靠“卖书号”来艰难度日了。这样，那些内容低俗、格调不高的出版物也就没有了出版的机会。